宋庆龄文物故事 | 塞西尔·比顿镜头中的宋庆龄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也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藏有宋庆龄留下的万余件珍贵文物，见证了她为国为民不懈奋斗的人生历程，承载着她“家的记忆、国的情怀”。2022年我们继续推出“宋庆龄文物故事”专题系列。 

      今天是宋庆龄逝世41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特选取文物故事《塞西尔·比顿镜头中的宋庆龄》与大家见面，以期通过这位摄影师的视角带领读者近距离了解这位伟大女性，体会她独特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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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比顿拍摄的宋庆龄在重庆寓所身穿满地菊纹饰短袖旗袍的照片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存有三张宋庆龄身穿满地菊纹饰短袖旗袍的肖像照，照片中的宋庆龄梳着发髻、黛眉低横、目光深邃，脸颊略施淡妆，显得仪静体闲、端庄脱俗，颇具艺术气质。这些照片都出自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之手。塞西尔·比顿是谁？他又为何会为宋庆龄拍摄这套照片？故事还要从1944年说起。

塞西尔·比顿

      1944年，早已声名久著的英国肖像摄影师塞西尔·比顿（1904-1980）受英国情报部任命，前往印度和中国担任战地官方摄影师达7个月之久。比顿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家庭，曾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1925年成立个人摄影工作室，1928年赴美发展，成为《时尚》杂志的专属摄影师，并在好莱坞担纲过一些电影的场景设计和摄影，拍摄过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马龙·白兰度、可可·香奈尔等时尚名流。1939年起，比顿成为英国皇室的官方摄影师，为皇室成员、首相丘吉尔等政要摄影。

     1944年4月8日，比顿以英军情报官的身份乘坐军用机，沿着著名的“驼峰航线”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从印度前往中国重庆。在中国内地工作的日子里，比顿的足迹遍及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而拍摄影像最多的地方则首推战时首都重庆。他白天摄影，晚上写日记，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内的民生百态。在他所著的《中国影集》的序言中，比顿不无感慨地回首当时的情景：

      连着好几周，我们穿越在紧邻战争前线、尚未沦陷的中国内地。种种不安、污糟、沮丧的情状，换来了回报——我收获了数千张照片，它们看似平淡无奇，得来却颇费周章……这些大多取镜于灰雾笼罩的陪都重庆的快照，不仅呈现了反侵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的中国后方景象，其中更有一些让我们看到亘古未变的中国精神本质。

      同年6月3日，塞西尔·比顿返回印度加尔各答办事，随即于一周后的6月9日再度飞抵重庆。在他当时所写的日记中，比顿用赞赏又略带戏谑的笔调描绘了他所遇见的宋庆龄，以及为宋庆龄拍摄照片的细节：

       关于孙中山的遗孀，还有什么比说她在当今中国过得清贫，更值得令人尊敬呢？她是重庆最受欢迎的妇女，善良、真诚、勇敢，以心怀国家的福祉而为众所知。在这个直言不讳有时会险遭不测的国家，她并不掩饰自己对政府偏离她丈夫——国父孙中山制定的政策所感到的失望。

      这位勇敢的，略具悲剧性的，身形娇小的女士不断地笑着。她好似欲哭的孩童般扭着脸，带着一种既富童心又含亲切的欢笑。她笑着回应恭维，笑着哀叹，笑着表示同意和理解，或许对她而言，更直白地语言表达是不明智的。在她的直觉性上，她淳朴得像个下里巴人。当我提议她摆个双手合十的姿势给她画一幅画时，她做了个鬼脸，好像尝到了酸水果似的，说：“哦，不，塞西尔先生，这对我不好，不合适。”她本能地知道什么对她是恰当的，她的局限，她的潜力。她看起来像诺亚太太，她的手势有些男性化，手指胖胖的、尖尖的；她双脚短小，像洋娃娃的脚一样毫无用处地耷拉着，连地板都够不着。她办事干练，坦诚而直率。她住在一幢老旧的小别墅里，却打扫得一尘不染，布置得精雅整齐。挚友们送来的鲜花被她插在金属壳和各式花盆里，这些花都是由拥有一小片花园的朋友们送来的。始于那里，她对重庆民意舆情的了解，或许比她家族的任何人都要多。

塞西尔·比顿速写手绘的宋庆龄肖像

      从比顿日记对宋庆龄的叙述来看，他对宋庆龄既有直接的近距离观察，也夹杂一些旁人和舆论对宋庆龄的正面评价，显得客观又不失亲切。那么，比顿是如何与宋庆龄相识的？他又为何会拍下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套照片？

      比顿与宋庆龄的相识，应该是通过在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牵线联络。当时，寓居重庆的宋庆龄与在渝的英、美、苏使馆官员接触频繁，常出席使馆举办的官方活动，也邀请一些使馆工作人员来自己寓所做客。在各国使馆人员中，宋庆龄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夫人关系尤为亲近，两人在重庆联合举办过多场赈灾筹款活动。

1944年，塞西尔·比顿摄于中国。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塞西尔·比顿1944年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拍摄英国及其盟军在远东地区中的照片。他拍摄的照片传回英国后被新闻媒体刊登使用，以便让英国民众了解盟军在中缅印战区发生的重大时事和风土人情。而比顿的摄影工作大都与英国使馆活动相关，因此，他必然在抵达重庆不久后便认识了宋庆龄。

      比顿拍完宋庆龄的这些照片后，照片并未马上洗印出来交到宋庆龄手中。1944年11月比顿带着在华拍摄的底片回到英国，几个月过去，宋庆龄没有收到照片。在次年3月7日宋庆龄致美国友人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提及：

     “你有没有看到塞西尔·比顿给我作的速写，据说《时尚》杂志要用。如可能，寄一本杂志给我。他给我拍了一些照片，但几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从伦敦寄到，待寄到后将给你一张。”

1945年，宋庆龄赠予杨孟东的肖像照。

      宋庆龄究竟何时收到照片的？近年，北京宋庆龄同志故居联合杨孟东夫人杨海伦女士公开刊布了一批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杨孟东的通信，其中有一封写于1945年5月20日的宋庆龄致杨孟东函，宋庆龄特别提到了赠照片的事：“莫伊寄给我几打去年塞西尔·比顿给我拍的照片。我给你寄一张。”（按：信件原件为英文，出版时误将“MOI”译为“莫伊”，“MOI”应是“英国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缩写。）直至此时，身在重庆的宋庆龄才收到了比顿远隔重洋寄来的照片，终了心愿。而和该信一同公布的还有那张宋庆龄赠予杨孟东的照片，可见这张照片也是宋庆龄本人相当满意的肖像照。

图文：王建明

编辑：上海宋庆龄故居微信组